建隆三年(962)，宋太祖更定窃盗律，开始对“贼盗”进行重刑。 宋王朝从建国始，“贼盗”问题就异常突出。为维持社会安定，统治 者对贼盗实施重禁。 据《宋刑统·贼盗律》，宋代的贼盗罪包括谋反、叛逆、谋杀、劫囚、 造畜蛊毒、造妖书妖言、强盗、窃盗、恐喝取财等各种犯罪。太祖于建隆 三年(962)，更定窃盗律，规定“赃满五贯文足陌，处死”。又对强盗持杖 行劫，明确“但不伤人者，止计赃论”。但后来又承认显德时规定的“持 杖行劫，不问有赃无赃，并处死”的敕条仍然有效。《宋刑统》所附敕 条，普通比唐律加重了对“贼盗罪”的惩处。然而，严刑峻法并未能制止 “贼盗”的发生，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为了摆脱困境，镇压“贼盗”，统治者更重其法。 宋仁宗在嘉祐七年(1062)，颁发《窝藏重法》，将京师开封府及其所 属诸县划为重法地，规定对在此区内窝藏贼盗者，都从重惩处。正法开封 建时代采用特别立法形式镇压“贼盗”的先河。英宗于治平三年(1066)四 月五日，颁诏将京畿定为重法地区.规定“获强劫罪”，“死者以分所当得 家产给告人，本房骨肉送千里外州军编管”。治平四年，神宗明令肯定英 宗所立的重法。这就一改唐以来的“从轻原则”。神宗熙宁四年(1071)， 立《盗贼重法》，不仅强调“重法之地”，而且更强调对“重法之人”的 镇压。另方面扩大了重法地的范围。到哲宗时又进一步扩大重法地区域， 重法之路已占全国二十四路中的十七路，《盗贼重法》在区域上已取代了 《宋刑统》的“贼盗律”。此外，还加重了对知县、县尉、捕盗官等治安 官吏的责任。 宋代统治者采取强制手段，实行重典治“盗贼”，而不是从衣食、政 赋、教化等方面解决根源问题，只能是治表不治本，最终也难以解决“盗 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