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

本文重点是谈如何研究辽宋金史，却不能不涉及较多的方面和问题。不仅是谈经验，也是谈教训。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专业中，研究中华古史确有相当强的专业性。有一位当公务员的在职博士生曾对我说，她自问有相当强吸收能力，因工作需要，临时读些相关的经济、法律之类书籍，即可磨枪之後临阵。但当了一年多的中华古史博士，似乎还没有摸到门道，感觉有点苦恼，对自己配不配学古史，产生了疑问。即使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两个相近的专业而论，只怕也是由文入史难，由史入文易。

欲知山上路，须问下山人。我常说，个人治史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对目前的学术腐败，人们口头一般可以承认，但似不能联系具体的人和事。例如有的人一门外语并未过关（依个人之见，外语过关的标准，应是能否进行专业对话），就被称为“学贯中西”，或对海外交通史“造诣甚深”。还是一句俗话，吹牛不要本钱，反正好糊弄者正是外行领导或媒体。一位前辈是中国的印度学权威，如今被普遍捧为国学大师。其实，真就所谓国学而论，他与张政?师相比，差距确是可用“太大”两字。我曾拜读他《我与东方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虽短，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云云。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他能以“我与印度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贡献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拿出一点他人不能提供的东西，已经很不易。事实上，这位先生晚年不少作品正好是扬短避长。他当了许多只怕连自己也数不清的空头主编和顾问，又无学力能对此类作品的质量认真负责和把关，这难道是学者应有的自重吗？给人树立什么榜样？看来，某些外行领导和媒体的瞎捧，也可能把有的学者捧得晕头转向。再有一位内行人都知道是浅薄的、与我同代的治思想史者，因为当领导的虚荣心，总促使他不时发表一些具有“指导性”的文字。有一回，一家报纸的编辑向我电话采访，要谈国学。我当即说，自己对先秦典籍不通，没有资格谈什么国学。不久，又在一家报纸上见到此人发表有关国学的文章。我给张泽咸先生通电话时说：“如今比我更没有资格谈国学的人，倒在侈谈国学了。”实际上，治史到了一定火候，对于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自己能够爬得多高，潜得多深，还是清楚的，应当向一切人坦白。还有人辩护说，目前就是这种风气，似不足为怪。然而在此种风气中，任何一个学者难道不是更应自重吗？

我个人的情况既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实不足以语上山之路。在此主要以前辈学者的治史经验为借鉴，结合同行们的一些真知灼见，加之个人亲历的一些经验和教训，谈点看法，仅供青年学者参考。

治史在客观上必然有一些基本的，任何人也不可能违背的原则，但在具体细节上，亦贵乎不拘一格，不必事事处处拘泥前人之成规，而应有自己的独创性。

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提出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能力，掌握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史料的能力，即拥有尽可能丰富而准确的历史细节知识，以及文字表达能力，可说是治史成才的三要素。换言之，对现代治史者而言，除了写作能力之外，既要有现代科学头脑，也要有很扎实的基本训练。对各个具体的人而言，可能会有某种能力较强，某种能力较弱的情况。但稍弱的方面，肯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学术成就。故青年学者在治史之初，就应当十分注意自己的三种能力得到均衡的、协调的发展。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在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然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又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任何一种好的、高明的学说，一旦被偶像化和宗教化，只能是此种学说的悲剧。尽管如此，回顾起来，自己能及早地接触，并且学了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治史大有裨益，是自己治史的一大幸运。记得我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开玩笑说，前辈陈寅恪先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确实不了解，二是对当时那种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有反感，如果他真有在天之灵，对我那样宣讲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是会接受的。人的信仰应是自由的，如果有人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我个人当然没有权力，也根本不想强迫，只能说，不要聪明人做傻事。

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对增强史识大有裨益。

毋庸讳言，中国大陆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方面，是走了不少弯路。首先，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在“十年浩劫”前，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视历史事实为历史哲学之奴的风尚。将丰富多彩的中国史实削足适履，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不懂汉文，没有条件接触浩繁的中国史料。他们对欧洲历史研究所得的结论，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古史，只能从中国史实出发，加以验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那种凡是历史论著，必须加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语录，作为标签，是不足取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说：“在形式上，叙述的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後，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如果事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具体说法当作不可动摇的结论，或者自己预先设想了结论性的框架，再随意摭拾一些史料作填充式的注释和证明，即抽样作证，这恰好从研究方法到叙述方法，都成了先验性的结构，而有悖于上引马克思强调的基本研究方法。

为着说明问题，只能对某些前辈不敬了。在我的学生和初学阶段，有一位被奉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作品写得艰涩难懂，但唯其艰涩难懂，无法领会，我就愈以为神妙。及至进了历史研究所，为着完成某项任务，我不得不仔细研读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代部份，这可说是文革前部头最大的史学作品，也终於有所领悟。此後，我先是私下，进而公开，不止一次对人说，某老的理论架构不外乎三：一是中国封建社会，他强调土地国有制，用一句话就是品级性的结构，其实，说是等级性的结构就可以了，但为了提高作品的玄妙程度，就改用了品级一词。二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就是“狂暴的幻想”，此词也同样玄妙得令人不可捉摸，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三是古代的思想史，就套用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的公式，凡是他所喜欢的思想家就一律是唯物论者、异端思想家，他所不喜欢的就一律是唯心论者、正统思想家。其实，他的划定完全经不住史实的推敲。例如王安石，他的思想曾占据正统地位六十多年，哪里是什么异端式思想。王安石晚年耽溺佛教，又有什么唯物论。某老的理论架构的最大弱点，就是抽样作证，只摭拾对自己论点有利的史料，而回避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有时甚至杜撰史料。其实正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先验论的方法。他也因此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邓广铭先生《评周谷城〈中国通史〉》中有一段话，虽为1942年所写，对此类情况确是深中肯綮：“凡抱持一种狭隘的历史观的人，莫不强史以就我，对于所有与自己理论不相符合的材料则必视若无睹，因而一般标榜唯物论的人们，常是成了最为唯心论者，肆臆而言，架空立说。”[②]

目前的问题，一是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史学家，是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段，去歪曲、篡改、阉割或抹煞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在此不必多说。二是很多中、青年史家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取冷漠，不屑于学习的态度，在此须要多说一点。

一次与博士生讨论选题的偶然机会，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竟成了还多少愿意用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遗老。那位青年学者很有才华，并且勤奋。他的选题是宋代东南的官民社会，但他却全然不知自己的选题正应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的基本理论着眼。此事引起我极大的震动，我与著名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明史兼杂文家王春瑜先生，辽金史专家李锡厚先生，还有前山东大学副校长乔幼梅大姐通电话，表示自己的感慨，说如果我们青年时代选这样一个课题，肯定会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着眼。他们也深表同感，深以如今的史家远离马克思主义为叹。因为官民之间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正是抓住了官民关系最本质、最重要之点。治史不能抓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我们认为，这是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因而影响治史质量的一个实例，但也许有的学者不以为然。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很勤奋，又很有才华的学者，介绍本人的新作。我提了一点意见，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出发。这位学者客气一番，实际上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事後一位研究生说，在场的大多数研究生也不以我的意见为然。会後，我与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一起进餐。我说，那位先生确实很善于思考，对古代官吏层次的划分提出不少新的想法。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其理论架构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没有考虑在史料中反映很少，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农民阶级虽然在史料中很少反映，但我们在治史时应当胸中有数，而且应当纳入理论架构之中。不能只盯住占人口大约百分之十以下的官吏，应当看到还有大多数受苦受难，却是整个社会文明基石的农民。黄先生当即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但认为我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给一位研究生选择了宋代地方政治的课题。事後有先生对我说，在答辩时，这位研究生感受到压力，担心自己的论文过不了关。原因是一些先生认为，其论文对宋代地方政治描绘得过于黑暗，认为应当多写点光明面。我後来说，如果论文将宋代地方政治写成以光明面为主，我这个老师是通不过的。其实，即使是宋人也承认十官九贪的根本情况，地方政治又如何能以光明面为主？其分岐点，无非是如何对宋代阶级社会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作总体的、基本的估价，马克思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等级授职的批判灵不灵？依我之见，在中国古代，除了如贞观之治等个别时代，地方政治可能是以光明面为主，其他大部分时间，只能以黑暗面为主。既然是在同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历朝历代的地方政治只能是大同小异。如被某些人艳称的清朝康、雍、乾时代，地方政治很黑，根本无法点缀所谓的“盛世”。此次争论其实还是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基本理论是否知晓，是否理解，是否运用。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一部宋代的重要史料。所谓“名公”，就是一批清官，他们的司法判案，就是具体的司法实践。南宋後期，将他们的判案编集成册，以为范本。但是，即使就这些书判而论，对地方豪强，即宋代黑社会势力的惩处还是偏轻的。我曾问一位研究生，此书所反映的，是否是宋代司法实践的普遍情况？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宋代社会既然存在着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存在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在十官九贪的情况下，司法腐败必然成为司法实践的主流。故《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反映的，只能是宋代司法实践中很少量的、较好的情况，而决无普遍意义。与上引的地方政治相似，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有如此的估计，而此类估计其实正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若干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不应夸大为可以解决治史的一切问题。但是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范畴内，用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肯定有差别，甚至有很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我所见的一些论著，凡是涉及此类问题，而又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者，确实说不上有真正的科学价值。

过去推行马克思主义治史的排他性当然是不对的，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术，都应认真学习，吸取其营养。例如上世纪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古史辩”讨论，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而其治史价值则是不言而喻的。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包括马克思主义，是否可说是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择善而从。

择善而从是很重要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未受史学基本训练者，从自己的学科中，想出了所谓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点。其方法并非是从史料中进行认真的爬梳，而是从今人的历史作品随意摘取合乎自己观点的一些东西，就是前述的抽样作证，拼凑成书。尽管受到一些外行领导的吹捧，但到头来，还是不可能成为真正有科学价值的作品。如果仅将某种学科的理论，当作一种时髦，当作一种取巧的捷径，企图躲避艰苦的史学基本训练，决不能摘取史学的黄金果。

有些学者研究制度史，主张运用现代西方行政学，这当然是好事，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更对人颇有启发。但是，目前西方行政学的前提，是在直接选举条件下的法治，而中国古代的基本情况，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和人治，存在着重大差别。即以信息传递而论，传递是否通畅，必然被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既得利益所制约。宋朝法律规定地方官有灾必报，但秦桧独相专权时，为了装饰所谓中兴盛世，知法犯法，反而要处分上报灾异的官员。比信息传递系统更为重要的，当然是信息传递的窒碍，何以有如此五花八门的虚报、瞒报之类。即使作了上述研究，至多也只能是活的制度史的一部分。信息传递不可能成为研究古代制度史的基本问题，似不可能从根本上激活制度史的研究。所以我提出，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的批判，就研究中国制度史而论，应有更高层次上的指导意义。法治是法大于权，人治是权大于法。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法制的运作，不可能离开人治和人事腐败，其基本状况是统治阶级往往以私利粗暴地践踏自己制订的法制。如若不从这个理论的制高点去俯瞰和研究制度史，制度史就有可能成为死的制度史。

大凡一门学科，只有在数学全面的、彻底的介入的情况下，方能成其为精密科学。目前有人嘲笑中医，说是不科学。其实，即使是目前的西医也只能说是半精密科学。准确的说法，应为中医是科学，但不是精密科学。历史学当然更不是精密科学。我曾问一个数学家，大家都是文革的过来人，研究文革，能不能运用数学公式，他只是苦笑和摇头，承认不可能。

择善而从，就意味着无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现代科学的理论，都不能削足适履。还须重复前面的一句话，历史事实应是历史哲学之母，而不是历史哲学之奴。

以上的举例绝对是恳切而善意的。然而说不说在我，听不听由人。大凡听不进去的一些史家，事实上认为已有足够的高明，根本不需要学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今的世道，做好好先生，凡事好，好，好！是，是，是！是受欢迎的，可以大家一团和气。若要说点逆耳之言，难免令人不快，甚至反感和讨厌。但是，不说似乎更不合适，挑明分岐，亮明观点，引发思考和争论，也许对史学的进步，对某些青年史家有点好处。

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对目前很多青年学者而言，反而成了陌生的事。依个人之见，不妨先读一点文革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有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之类语录，再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作，进而精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但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能较熟练地用于治史，也决非易事。

治史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应与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同。我常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门大学问，可惜中国连半个专家也没有。真正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专家，当然必须至少有英、法、德、俄四门外语的能力，不仅能够精熟马克思主义的外文原作，并且懂得如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之类，更应当有真正的科学精神，不蔽于势和利。一位先生接着我的话头说，一些人是等不及的，他们虽然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下如此苦功，却早就安排了为自己如何当院士之类。这也是目前学术腐败的现实。

二、道德和文章：古人将“道德文章”连结而并提。唐人梁肃甚至提出“必先道德而後文学”。[③]近年来的治史实践，使我逐渐体会到两者决非无关，人品必定影响学问。我曾在《论文选〈凝意斋集〉自序》中，总结了前辈大才子郭沫若先生的後半生治史之道，非常惋惜地指出：“痛苦的现实却迫使我逐渐清醒，决不能重蹈郭沫若先生後半生的旧辙。”当今的世道，要一个学者不蔽于势和利，难矣哉！史界有人炮制“盛世修史”的伪科学，说什么一千年出一个盛世，连起码的、浅显的历史算术都不想弄清楚，就信口乱说，还不是势和利的驱动。

人们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不同评价，其实还是源于现实不同的生活态度和道路。任何史家治史，处理史料，不可能不受本人史观的指导。例如谴责南宋投降主义是一种史观，而力图为南宋投降主义辩护，当然也是一种史观。不能说前者受了本人史观的束缚，而後者就不是史观，不受本人史观的束缚。

当今社会的沉疴痼疾，其实不难从中华古史中找到病源，有不少简直就是历朝历代旧病的复制。当然，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早已开出了治病的良方。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也是史学的一项重要功能。但要履践个人这份小小的义务，首要的正是道德问题。

学者的本色，当然不能对任何权势低三下四。晚年的陈寅恪先生最可贵、最值得令人钦敬和学习之处，正在于此。当然也有他的特殊条件，名声太大，且不说无名小辈，即使是名声比他稍低者，欲效法他的作为，也早就死于非命了。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和事实，如果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身与心为势与利所役，必然是泯没于芸芸众生，还能创建什么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禁区，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科学本身要求从事研究者无私和无畏，其中也包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无论对于故人郭沫若先生，还是对于如今史界一些其实是蝇营狗苟，而又沾沾自喜的“名流”，人品必定影响学问，媚骨必然扼制史才的规则都是适用的。

我在辞去会长的那次中国宋史研究会的大会发言中说，希望宋史会能成为一个比较清白，弘扬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内涵的爱国正气的学术团体。我在电话中对乔幼梅先生说，看来，如果没有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份责任感，没有为民主和科学的献身精神，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能力，只怕难以成为上乘史家。乔大姐的回答是“不可能”。王春瑜先生一次电话中说，有人评价清军入关，其实是兜售抗战时标准的汉奸理论，他认为史学家没有点正义感，是搞不好历史的。以上这些话是否是抓住了中华史学发展，特别是後继人才培养的关键，仅供史学界的广大同行思考、讨论和批评。

三、、提高写作能力：史学作品的语言应与文学作品有区别。文学作品，特别如小说戏剧之类，使用民间口语，甚至秽言詈语，有夸张的语言美，有朦胧的语言美；而史学作品的语言，似宜提倡半文半白，首先是准确，其次才是简炼和生动，不宜使用夸张、朦胧等语言。古典汉文的优点，正适合撰写史学作品的需要，故欲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主要可以学习古汉文。鲁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最高明的散文大师，其成就堪称前无古人，今无来者，而将中国散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范文澜先生是位笃实可敬的学者，他特有的文风在《中国通史简编》的某些章节，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应与他深厚的古典汉文修养有关。翦伯赞先生治史之深度，似有可议之处，然而其遣字造句的功力，在中国大陆史界堪称冠绝一时。据说他很爱读古代骈体文。骈体文确有束缚思想的弱点，但其对仗工整、掷地铿镪的词句，同古典诗词、对联一样，也反映了汉语的优点，为其他拼音文字所无。故到翦先生手中，便化腐朽为神奇。青年治史者可以从鲁迅先生的散文和范、翦两先生的作品中，学习史学语言。

我也读到某些史学作品，语言晦涩朦胧，难解其意，只怕算不上是高明的史学文字。据说，目前追求文字的晦涩朦胧，逐渐成为史学作品的一种时髦。追求时髦，不应成为一种原则，时髦可追可不追，人云可亦云可不亦云。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风靡一时者未必都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和筛选，形影相吊者未必都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和筛选。依我之见，语言晦涩朦胧，似有点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似反映了作者思想和逻辑的混乱。如今是个强调创新的时代，人们喜欢竞创新词。新词当然需要创造，但应是反映旧词无法反映的新含义。如果仅是新瓶装旧酒，其实大可不必，有时旧词反而比新词好。例如既有“转折点”，又何需另创所谓“拐点”，既不高雅，含义也不如前者确切。顺便说一句，学问当然需要创新，但有时旧说反而比新说好，经得起推敲，这应是常识性的问题。不应将严肃的治史，变成一种并无新意的文字游戏。

四、史料的局限性和重要性：如今已无古代所谓正史、野史之类概念。一切古代的文献记录等，都可统称史料。过去有的学者称史料即史学，是有其片面性。十年浩劫前，对所谓史料唯物论、史料挂帅的批判，流行一时，在政治压力下，以接触史料为讳，这当然是更为荒唐的。

史学具有实证性，没有史料的实证，就不成其为史学。所谓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不能说完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有时一分史料可以说几分话，有时几分史料只能说一分话。有一个判断和分清史实的支流与主流，表象与本质的问题。有时，几分史料所反映的可能反而是史实的支流和表象，而一分史料所反映的可能反而是史实的主流和本质。几分话或一分话不是随意乱说，而是更接近于客观和公正。

广义说来，史料不能仅限于文献记录。近代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观念，重视考古资料，并以此与文献记录互证。最近出版的许怀林先生《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卷》不仅重视上述两者，还注重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应是又一重要的实证途径。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科学昌明的网络时代，许多学科确是可以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信息。但就研究历史而论，还是用得着上引古话，考察各地名胜古迹、考古遗址、古战场等，或可发现只看文献和图片容易忽略的问题，甚至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我个人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军区的苏志达同志，亲自赴西北，对宋夏好水川之战的战场作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错误以及古代历史记载的某些不当之处，作了考证，来向我“请教”。我当即说，他才是真正的权威，是我的老师。通过此事，使我懂得，即使是研究古代战争，光凭史料记载是不够的。《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卷》的某些精彩论述，若无熟悉江西的地理环境和实地调查的功力，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但是即使做到以上三条，任何时代留下的史料，一般说来，总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一切方面和问题。在大多数场合，史料对深入研究往往是不够用的，古代的史料更是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指出：“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④]

史料所以总是残缺不全，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当政者出于狭隘私利，往往在文字记录中以假乱真，隐恶扬善，篡改、歪曲或捏造史实。即使并无歪曲史实之心，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全面，就只记载了某个或某些侧面。有些问题当时人认为太一般、太平常，不予记录。且不说是中国古代，就是近、现代提供的不少统计数字不确，如此等等。

一般说来，现代史料的生产期约为五、六十年，错过了时间，史料不可能再生。我写了一个大学时代的回忆，其中所记录的，都是当时最普通、最平常的事，至少我们同级一百人大致都曾经历。但差别在于我写了，其他同学未写。我的回忆录最初还有一个小错，顾文璧先生的大学毕业时间为1956年，我写成1955 年，这是由他更正的。这份回忆录被编入《那时我们正年轻》一书，却将对前校长陆平的长段揭露文字全删。记得有位北京大学的年轻校友说，本来还以为陆平是个好人，看了我的文章，方知他是什么样的人。可知当代人写信史，又是多么不易。不料《新京报》编一部从1949年迄今年的北京《大城记》，又将我的回忆录加以摘录和节略，作为1960年的三篇之一，题名《在十三陵农村“教学改革”》，登于该报2009年5月27日。我所写的，只限于京郊黑山寨村和我们一群大学生，在当年的挨冻受饿，只是京郊的一鳞半爪，当然更远不是全国最严重、最悲惨的情况。但在1960年全年的《北京日报》中肯定不会有片言只字的反映。由此可见，一个时代无数量史实最终形成史料，即使以九牛之一毛，也是完全不足以形容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惨重的十年浩劫，过去已三十馀年。若要研究文革史，某些基本的统计和重要史实却是空白，而无以弥补。人命关天，人的生命最可宝贵，然而完全由瞎指挥造成的大饥荒和文革，到底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却成了永远的历史秘密。大饥荒最初的估计是死了一千万人，目今一般认为是三千万到四千万人之间。关于文革，最初我听到一种估计，是无辜死亡五百万人，不少人认为不止此数，目今的研究是约二千万人。但上述估计毕竟只是很不得已的事，而不估计却更是大错。希特勒屠害六百万犹太人，如今成了全人类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难道中国人的生命竟如此不值钱，难道应当像个别全无心肝的“学者”所谓事情已过去了，还提它干吗？难道中国人，以至全人类就应当永远忘却好几千万人的死尸的沉重？从1967年始，绵延数年的武斗，又有多少惊人的物质损失，也同样无统计数传世。

传世史料无可弥补的缺陷，并不能降低，反而提高了利用史料的重要性。唯其残缺不全，就更需要史家们充分利用有限的史料，尽可能扩大扫描的广度，增加透视的深度。唯其真伪淆乱，就更需要史家们施展祛伪求真的考证本领。

有一个比喻，经济学家研究现实经济犹如造房子，而史家治史犹如搭积木。经济学家可以预先设计一所房子，需要的建筑材料，即资料，可通过对现实的调查而搜取，往往不受限制。史家的有限史料就是积木，只能根据积木的多少搭盖，无法另增积木。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研究明清经济的专家，为一个宋史研究生的亲戚出了个题目——宋代太湖流域小农经济，并说，历史所是研究制度的，我们是研究规律的。我得知後，评论说，可以打保票，这篇论文写不出，因为没有多少史料。看来他对宋史史料的底细不清。那位研究生当然还是听亲戚的话。有一次，她同指导教师谈话，我旁听。她说，有人将江阴的小农经济也划入太湖流域，她认为不能，因为江阴的小农经济与太湖流域不一样。我不能说话，但心里想，无论说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又有什么史料根据？依她这种水准，全未入门，如何能写出论文？最後还是给我不幸而言中，研究生本人也十分苦恼。

历史论著决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选题事实上必须预先衡量史料的多少，或可多写，成为专著，或只能少写，成为论文，或者就连论文也无法写。从非专业者看来，宋代太湖流域小农经济确是个好题目，但从内行看来，就是写不得。

注重史料的原始性，是使用史料的一条重要原则，这留待後面详谈。

依我的观察和经验，一个人聪明与否，在史学成就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前面说了治史的三要素，而治史成就见高低，对大多数人而言，最终还是取决于对史料下了多大、多深的苦功夫。我为《学林春秋》写了一句题词：“最大限度地集中时间和精力，是治史的第一诀窍。”时间和精力集中到何处，主要应是集中到对史料的研读上。

据我的体会，且不说最大限度，就是要多少集中点时间和精力也并不容易。多少前辈优秀学者反复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坐冷板凳。然而又有多少人反其道而行之。一位先生，学问有相当根底和才气，但身体十分病弱。当文革後期，我们被迫去所谓五七干校时，他的病体无法下去，正值有考古新发现的机遇，发表若干文章，得到好评。但在文革後的出国热中，他以空前的热情满天飞，从事各种似乎是风光体面的活动，折了阳寿，而成果反而寥寥无几。古语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少学者到了某种地位和名声，就有志于追求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的诱惑。他们舍得向学问以外的活动投放时间和精力，就是吝于向学问投放时间和精力。学问不行，再乞灵于千奇百怪的歪门邪道，以装潢门面。至于各种各样骗子式的学术活动家，自更不待论。人到老年，工作强度自然不可能大，但个人也深知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尽量减缩各种场面活动、应酬、会议之类，以便能集中点时间和精力，用于治史。

五、考证：史学的实证性，无非就是史料的实证。其要求一是丰富，二是准确，而准确当然离不开考证。我常说，自己治史，是一手抓马克思主义，一手抓考证。但就个人的治史实践而言，相当比例的论著其实是不可能牵强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文章不论长短，绝大多数离不开考证。考证是史家的基本功，不学会考证，又何以成为史家。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便给考证加上“地主资产阶级学术”的恶名和政治帽子，既是无知的荒唐，又在一时之间，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以至使治史者讳言考证。如今情况根本改观，例如漆侠先生就特别强调“考据方法是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以考据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的”，为考据学写了详细的专论，[⑤]请大家参阅。一方面，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完全可以有高明的、精彩的考证；另一方面，多少真正懂得点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者，如漆侠先生所说，也绝对要讲究尽可能精密的考证。中华的考据学源远流长，但今人站在时代思想和史识的高山上，其考证的高度、广度、深度和精度肯定胜于古人，包括有人艳称的乾嘉学派。

欲从事考证，须要逐步拥有尽可能多的历史细节知识，这是基础性的前提。考证的要领无非是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还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序言中说：“社会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⑥]前述对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估计，是光明面为主，还是黑暗面为主，《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判案，是宋代司法实践的主流，还是支流。单纯的逻辑推理并无用武之地，需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胡?先生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为考证的至理名言。任何学科，假设都不是无知者的随便猜测，相反，全是对本学科拥有相当学识之後的一种猜想，但必须兼之以小心的求证。如若求证不慎，假设便决然不能成立。

考证当然必须全面搜集各种相关的史料证据，特别重要者，是必须注重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反面证据。我看过一些史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先立理论框架，抽样作证者，只找合自己胃口的证据，而置不合自己胃口的证据于不顾，这就不可能有经得起检验或驳论的科学质量。注重反面证据，是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则。遇到反面证据，绝不能回避，而必须予以正视，并作出解释，说明何以不能动摇自己的论证，方能使自己的考证有科学质量，经得起推敲和驳论。

有两位先生撰文，考证宋初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能成立。随即有位台湾学者提出驳论。我并未参加争论。後在《荒淫无道宋高宗》第271页注②的考证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补充了一条重要史料。说他们“提出若干质疑理由，其最有力者，只怕是杜太后去世不久，国丧期间，不能宴饮。据《宋史》卷123《礼志》，杜太后死後，行‘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日後‘服吉’，而宋太祖杯酒释石守信等兵权是在‘服吉’之後”。别人也许不会注意到这条小注，却引起那位先生的关注，他来信，说此记载是伪造的。其实，伪造需要有两点证明，第一，何以是伪造，第二，为何伪造。我只能为此复信说：“关于您说《宋史》卷123《礼志》载杜太后丧事以日易月，记事不确，似需进一步论证，因为《礼志》所引是太常礼院奏，得到皇帝批准，似难以证其伪。宋初沿用唐五代礼仪，皇帝丧事，以日易月，从史料上见不到有何革新，如应是出于宋太宗伪造的太祖遗诏，也是以日易月，二十七日大祥。您引用《长编》卷204是英宗时追述‘祖宗时’，按宋人习惯，所谓‘祖宗时’不一定都是太祖时。即使依《通典》二十九月始从吉之说，将以日易月扩展为二十九日，杜太后死于六月二日甲午，当月二十九日，按您所说，‘宋太祖释丧服在七月初’，而宋太祖宣布罢石守信等兵权为七月九日庚午，据古代礼制，在此前完全可以设宴。至于《长编》当年十一月壬申的记载，只是宴群臣，‘不作乐’，似无您所云‘始可正式举行宴饮’之意。”依古代礼制，守孝或是二十七天，或是二十七月，实际上二十六个多月。杜太后六月死，而认为须延迟到十一月“始可正式举行宴饮”，当然就没有任何礼制的依据。实事求是的说，此项考证的缺陷，正在于对反面证据重视、搜集和辨析不够，就难以服人。所以我将南宋初罢岳飞等三大将兵权，仍称为“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没有修改的必要。

我虽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治史，但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上世纪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其实并没有带来什么史学革命。相反，以顾颉刚先生倡导的“古史辨”讨论为标志，对中国的传统古史学倒是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革命，这才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唯一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即是由考证发轫，带动了从史识到研究方法的革命。顾颉刚先生强调“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⑦]应当尽可能严格地区分小说故事产生的年代先後，判明其最早的状况，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又如何作了一层又一层的追加和增饰。这种考据思维，对研究中华古史是非常有用的。我发表《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和《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三文，其中考证了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应是源于北宋话本。证据是白娘子自称“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後一话本称“蒸饼”，而不避宋仁宗赵祯的御讳。“三都捉事使臣”，也证明此话本的原始创作时间，是在大名府升北京之前。我在文中特别声明，此三文的思维和论证方法其实是旧的，即是运用了顾先生倡导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六、基本训练：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不可丢。什么是史家的基本训练，人们会有各种说法。我认为还是应遵从前辈学者的教导，二十四史不须都读，治中华古史打基础，首先就是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且不说治古史，真正要做个高明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专家和外国史专家，也同样应当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尽管宝贵时间平白无故地丢失颇多，但在这个问题上确是听从了前辈的教导，在往後的治史实践中，受益无穷。

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可作为第一标准，但从更高的要求看来，还可有个第二标准，就是通读先秦典籍。目前所谓国学热，国学之源无非就是先秦典籍。我考虑一下，前辈学者为何不向我们提出这个要求？这可能是他们的教育环境，他们对先秦典籍一般都下了相当的、甚至很精湛的功夫，不成其为问题。但对我们这一代人，却是大成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只是读过一点先秦典籍，至于如《周礼》、《周易》之类，是读不通的。即使如张政?先生关于《周易》的文章，我也读不懂。应当老实承认，我根本达不到第二标准，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志于当大家、大师的治史者，不管是治何代史，应当努力达到第二标准。

基本训练当然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不可能仅以上述两条标准为限。不少人害怕艰苦的耗时费力的基本训练，特别是目前又有古籍电脑软件带来的便利，幻想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在一夜之间，提出震惊史学界的新论，不费什么气力，便可一举成名。据说有人还振振有词，说自己不能跟在前辈後面爬行。依我之见，在基本训练方面，是不可能躲避爬行阶段的，但经过努力，可以缩短爬行的时间，减少爬行的精力。由爬行到步行，由步行到慢跑，由慢跑到快跑，最终争取在治史的马拉松赛跑中名列前茅。

其实，企图躲避基本训练的问题，并非自今日始。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以论带史、批判史学等等时髦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将我们冲得晕头转向。然而回顾起来，真正因缺乏基本训练，而蒙受损失者，还是我们自己。奉劝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失败为戒，不要在新的时髦口号的指引下，重走我们走过的岐路。

七、由断代史逐步走向通史：有人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西方没有断代史的观念，中国也应当废除断代史的观念。我与一些学者讨论，由于中华古史绵长，史料丰富，故断代史的观念仍不可废。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方有深入的可能；但长期拘限于断代史研究，确有可能成为井底之蛙。在接触古籍电脑软件之前，我也曾设想过，人们可以兼治若干断代史，例如汉唐史有条件一体化，辽宋金元史也可以一体化。接触古籍电脑软件之後，思想也随之解放，可以设想，将来史学的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看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因而就有更精湛的研究。尽管今后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治中华古史，径自从通史着手，看来决不是捷径。事实上，与我同代的某些思想史研究者，就根本不分什么断代。但缺乏断代史的根基，确是严重地制约了他们的学术水平。在此只能率直地举些实例。林彪事件後，毛泽东提出要学点哲学史，于是几部趋时附势的哲学史应运而生。其写作办法大约就是从文革前的相关作品中转抄而已。一位人称是某门四大高足之一，据说是某门出作品，须由他负责把关。他参加了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写作。我很快发现了其中引用叶?《水心文集》的一段错误，其具体内容後面还要交待。我就告诉了这位先生，他不信我的话，又去转问郦家驹先生，王曾瑜说得对不对？我得知後，心想，这何须问人，自己查对一下《水心文集》，不就完了，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都不会做？文革结束後，有一次，在图书馆，听一位研究生问一位治思想史的老师：“《元和郡县志》找不到？”不料回答竟是“丢了吧”。我只能摇头叹息，心想：“怎么连这本书都不知道？”类似的情况碰到几次，我不由说句刻薄话：“这些搞思想史的人，简直就是一脑袋浆糊！”

我参加了几次思想史研究生的答辩，发现此类论文的通病，正是缺乏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的知识，送了一位学生一句话：“不但要腾云驾雾，也应当学会立地生根。” 前述那位治思想史者，因为当领导的虚荣心，经常喜欢写点什么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之类的泛论文章。我总认为，他缺乏断代史的根基，行吗？我看过一点他的作品，由于对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的知识根底浅薄，只能是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的文字，本人很可能自我感觉良好，也可糊弄外行，行家谁也不会认可他学识高深。

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71页有一段精辟的议论：“一般人都比较喜欢讲抽象问题，尤其现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趋向。这或许是因为面对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像力；甚至于仅获得少数资料，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观的贯穿，痛快淋漓的发挥一番，满足自己的发表欲；至于具体问题，总认为繁难，不易见功。但事实上，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抽象问题，虽然原则上也是如此，但未必如此，也许自己辛苦经营，以为发千古之覆，心满意足，但他人看来，可能付之一笑！”关键在于治史者确有学问的根底，方能对一些纵贯古今的问题，作出有真知灼见的深入阐述，而不流于泛论或胡说。古语云：“刻鹄不成尚类鹅，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没有断代史根基，倒不如先从具体的断代史研究着手，不应好高骛远，企图由自己解决通史的大问题，阐发重要的历史规律。

我一不通先秦典籍，二不懂佛经，三只是稍稍涉猎点《道藏》，对思想史研究尚有自知之明。自己也写点文章，只能说是敲边鼓，根本说不上登堂入室。尽管眼高手低，我在《从古“宇宙”词义谈古人的宇宙观》一文中，还是对不少思想史作品提出了四条意见，我想，这四条仍是中肯的。其中第四条说：“治思想史固然需要腾云驾雾，也需要立地生根。后者是指需要有各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的知识，避免出硬伤，闹笑话。此类情况，在思想史的论著中并不少见。”

八、辽宋金史料的特点：辽宋金史的史料，可说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卷帙的浩繁。由于当时雕版印刷的发达，传世文字资料之多，超过了先秦至隋唐的史料之总和。当然若与明代，特别是清代的传世史料相比，又属小巫见大巫。在此不妨将唐宋两代史料作比较。唐代史料的篇幅已相当庞大，但较为集中，其大部分史料有影印本或标点本，对使用者有相当大的便利。然而宋代史料散漫于各种丛书之类，有的还是图书馆珍藏之善本或抄本。即使如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亦非应有尽有。尽管近二、三十年间，大量古籍的出版，对利用宋代史料带来颇大便利。但无论如何，查阅和搜集宋代史料的难度，仍比唐代史料大得多。

史料丰富，则难于遍阅，但游刃馀地亦大。一些前辈优秀学者，自《尚书》、《诗经》至《唐书》、《通鉴》，堪称烂熟于胸，然而自宋以下，面对汗牛充栋之简牍，亦不无难于淹贯之感。就我们这一代治史者而言，有人可通读秦汉至隋唐之旧籍，却无人能遍览天水一朝之遗著。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贯通辽宋金一代之史，其难度更大于掌握秦汉至隋唐数代之史。

第二是分?之不均。有人说，辽宋金代是中国史上又一个南北朝，这是不错的。然而在南北朝时，北朝与南朝的传世史料大致是均衡的，无偏轻偏重的问题。辽宋金代的史料却绝大部分集中在宋。故研究辽、西辽、西夏、金、回鹘、喀喇汗、吐蕃、大理等史者，则以其记述之略为苦，而研究宋史者，又以其载籍之繁为难。在文字上自然以汉文为主，其他如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成了死文字，而唯有西夏文今存有俄藏黑水城的文献等，尽管大部份为佛经，仍有相当高史料价值。至于回鹘文、喀喇汗国文、古藏文等文献，有的也相当丰富。

宋朝史料比上有馀，比下不足。即使与史料已经相当丰富的唐史研究相比，宋史研究也有更大的游刃馀地，可以作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在原先起点较低，未开发或未深入研究的课题颇多的情况下，花费同等的劳动量，有可能收获较多的成果。清史研究的史料汗漫无际，发现和使用新史料，提出新证是比较容易的，但也容易被更新的研究所取代。相形之下，宋史研究只要确是认真下功夫的成果，一般是易于经受时间的检验。

九、通读、浏览和抽查相结合：依据辽宋金代史料的特点，似宜采取通读和浏览相结合的方式，而不宜像隋唐等代的史料那样，可单纯采用通读的方式。在史料少的断代，无疑必须强调精读史料，完全应当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因而能在人人都能阅读的史料中，探赜索隐，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精辟的新论。

通读基本史料无疑是研究辽宋金史最重要的基本训练。辽宋金史的基本史料大致有《宋史》、《辽史》、《金史》、《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八部，其卷帙之巨，已很难做到精读。一般说来，是通读基本史料，而对其他史料则不妨采用一目十行式的浏览。即使是基本史料中的某些部分，如《宋史》的天文、律历等志，《宋会要》的礼、乐等类，也或可浏览，或可暂时不读。此外，也不必刻板地定下先通读，後浏览的顺序，对基本史料的通读，可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范围，或先或後，有所侧重，与浏览一般史料相结合，逐步进行。但若对上述八部基本史料不愿下通读的功夫，则势必极大地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对辽宋金史元史愿作一体化研究，则《元史》当然也是基本史料。

浏览是指从头到尾，一目数行或一目十行式地泛读。如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漆侠先生《宋史学习漫谈》[⑧]都已提及。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第一，浏览一般史料，至少应在部分基本史料已经通读的基础上进行；第二，一般史料也应按自己的课题，采用浏览和通读相结合的方式，需要灵活掌握。例如要研究民族英雄李纲、宗泽、文天祥等，当然就必须通读他们的文集。

浏览不同于抽查，使用史料不可能没有抽查。抽查一般适用于对某部史料通读或浏览之後。目前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是很便于抽查的。

通读史料，即使是最认真、最细致的阅读，也决不可能将史料中所有有用的记载一览无馀。随着研究的深入，几乎无例外地产生重新通读或浏览的需要。在重新阅读的过程中，肯定会发现不少自己以往视而不见的记载

有的聪明人走“捷径”，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写作能力，将别人的论著改头换面，综合改造，甚至于根本不看或不查史料，似乎是相当省力省时。此类人或被称为“二道贩子”。然而二道贩子的作品也必然存在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由于作者底气不足，不时会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和笑话，行家一般谓之硬伤。第二，他们的作品往往只是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成为蒸冷饭式的作品。其中最高明者，至多是对前人研究提出点异议，仍不可能超脱前人研究的窠臼，研究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漆侠先生对此讥讽为“为辕下驹”，[⑨]是很有道理的。如若有成为名家、大家的志向，切莫走此“捷径”。

一0、古籍电脑软件：目前古籍电脑软件尽管还是处于原始发展阶段，有不少的缺点，却已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可以数倍，甚至数百倍、成千倍地提高查史料的效率。我常说，自己治史，过去是手工生产阶段，如今算是进入了机器生产阶段。我通过一些治思想史研究生的答辩，发现治思想史者常泛用宇宙观一词，才想到应为此写一篇文章。《从古“宇宙”词义谈古人的宇宙观》一文全靠古籍电脑软件检索，但还是与核查书本相结合。完工後，不免感慨说，如果未使用古籍电脑软件之前，凭自己的学力，这个题目确是连想都不敢想。就是在前辈学者中，只怕也只有张政?先生方可胜任。如《明儒学案》一书，即使要浏览一遍，只怕也须用两三天，我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检索，大约只花了三十分钟。

但也更需要强调，使用古籍电脑软件，决不可能取代对史料的通读、浏览和抽查，特别是对基本史料的通读。古籍电脑软件不可能帮助学术懒汉。事实上，一些勤奋的研究生也很快发现，不能完全依赖电脑软件，必须认真读书。

使用久了，发现使用古籍电脑软件并非全无诀窍，可举两例。朱瑞熙等先生与我合作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再版，我查到第350页朱瑞熙先生引清代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之说，妇人自称“奴”始于宋代，总觉得此说无十分把握。就使用《四库全书》电脑软件，不料竟有两三万个“奴”字。我考虑一下，决定其他书不查，单查两部书，即《太平广记》和《全唐诗》，结果果然在前一书中找到了唐代女子自称“奴”者。为什么单找这两部书呢？这还不是凭藉以前的阅读和使用经验，知道如《全唐文》等就不必找。

我写《中国古代的丝麻棉续编》一文，得知《广志》一书载有“柞蚕”。但自己毕竟对魏晋南北朝史不熟悉，不知此书来历。就将“广志”作为关键词，输入古籍电脑软件，结果意想不到竟显示了约上千处。如以天下之广，志在如何如何之类。我考虑一下，决定其他书不查，单查两部书，即《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这当然也是基于自己的治史基础。还是印证了一句成语，熟能生巧。

一一、史料的搜集和查对：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总需要按自己的研究范围，搜罗尽可能多的相关资料。有些前辈优秀史家，如陈寅恪先生等，由于对史料的烂熟，可全凭记忆，能很快从史书中检索到相关的资料。这只怕大多数人做不到，特别是自宋以降，史料更多。张政?先生就对我说，读书总要留点记录，否则过後会忘记。前辈学者有的在书上作眉批，有的夹纸条，等等。吴晗先生对我们做报告，是强调做卡片。

一般说来，当时抄录卡片，须记录书名、卷码、篇名等，但版本是否记录，则可灵活掌握。依个人的体会，当时学会做资料卡片，似可说是结束爬行状态，走向独立研究的一个标志。进历史所之初，年长十岁的张泽咸先生成了自己第一个良师益友。他看了我的卡片，提出两条技术性的意见，一是对重要部分用红笔圈划，二是尽可能标明史料的时间和地点。此後，我的习惯做法，是在卡片上附写路州县，有的地名较熟悉，只注州或县即可。时间或用年号，或用某帝的头一字。如事件大致发生于宋光宗在位前後，就注“孝、光、宁”。此後的实践证明，这两条意见使我受益非浅。卡片也可不以摘录史料为限。我看过朱瑞熙先生的卡片，比我做得细致，甚至剪下报上的一条小资料，也贴在卡片上。

并非所有的资料，都有抄录卡片之必要。一般说来集中的资料，可以不抄，不常见的、零星或易于遗漏的资料，则须要抄录。如研究宋朝经济，《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的田赋等考自然可以不抄，但也不能绝对化。若研究和籴，《宋史•食货志》的和籴篇自然不须抄，但其他各篇一些零星的和籴记载仍可抄录。

卡片积累较多，自然需要分类。经常会出现一张卡片，几处有用。当时只能卡片放一处，其他各类另立索引卡片。随着研究的进展，卡片也经常需要重新分类。如今中、青年学者使用电脑，复制资料自然更为方便。但上述抄卡片的经验并非全无参考价值。

史料的使用，首先是不能相信自己抄录的卡片，应当反复核对原书。今人为吴晗先生出版《朱元璋传》，就发现不少错误，甚至无法找到相关史料，这就是他过分相信自己的抄录所致。我的习惯是定稿时逐条核对，看校样时还是逐条核对，事实证明，这种办法也只是降低错误率，而不能完全消灭错误。例如我在《宋朝兵制初探》第308页，引《齐东野语》记载，说杨存中第六女出嫁时，拨给良田千亩。後蒙方健先生来信赐正，应为杨存中得知六女生子而拨田。我当时虽查对原书，却并未通读叙事的前後文，说明自己治学的粗疏。

自己的资料卡片尚不足信，转引别人论著中的史料，更须慎重行事。记得自己治史之初，张泽咸先生特别告诫我，凡是看到别人引用的史料，务须查对原书。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60页也强调了“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今举一实例。吕振羽先生为标点本《叶?集》作序，引《水心文集》卷29《题姚令威〈西溪集〉》一句话：“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谬。”以此作为叶?主张唯物论之证据。姚令威名宽，叶?在此结论前讲一段故事，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下时，“举朝上下无不丧胆”，主张“退走”。唯有姚宽称自己观察天象，“皆贼必灭之兆，未几，亮果自毙”。叶?是从上述荒诞的迷信旧事中，得出上述结论，而为吕振羽先生所断章取义，然而後出的几部思想史中，对吕振羽先生的错误引证，又辗转传抄。如1973年版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也转引此说，而前述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第377页又将“姚令威”讹为“姚全威”。

程民生先生在《中国北方经济史》後记中的一段文字：“学问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史料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不核对史料尤其是不核对转引的史料，不注明所引书目版本，是非常可怕的。在我阅读今人有关论著时，总是对所需史料予以核对，发现竟然将近一半有错，或多字、漏字，或误解，断章取义，或将不同朝代的两篇文章当成一篇，更有将卷数、篇名、作者注错乃至将书名注错。有时为核对一条史料，费时一天才找到——压根不在所注书中！及至核对本书初稿时，发现原来碰到的莫名其妙现象全部重现，不禁出了一身身冷汗。”这是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治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尽可能准确地使用史料的经验谈，值得我们每一位治史者参考和效法。

宋朝史料散漫，远不如唐朝史料集中，核对工作确是费时费力，却更是非做不可。看校样是最累最苦的工作，这是收获研究成果时最後一道，也是最难过的关口。稍一不慎，错讹就会在目睫之下逃脱。随着自己的年龄增大，校读能力却是在不断降低，但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治史者，理应把好这发表成果的最後一关。

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49—50页中将“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後期改编过的史料”，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对辽宋金史而言，宋元时的记录，大致都可作为原始史料，成书于明清的《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等，一般不宜作为原始史料。但即使是宋元史料，对其原始性也须作具体分析。如岳珂《鄂国金佗?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卷24《张宪辨》抄录《三朝北盟会编》，因脱漏“枢密院职级严师孟、令史刘兴仁推勘，师孟、兴仁以”二十字，就写成了枢密院“属吏王应求请于俊，以为密院无推勘法，巩坏乱祖宗之制”。一名张俊的爪牙王应求，对张宪的刑讯逼供者，反而写成了反对违法审讯的良吏。这当然只能以《三朝北盟会编》为准。如何确定史料的原始性，主要在于广泛阅读史料，并将相关记载进行排比对照。上面说《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等一般不宜作为原始史料，但明清方志，甚至民国方志中，也有照抄宋方志等记载，其他明清的记载中，也仍有在宋元史料中见不到的记载，照样是原始史料。如郭光先生在《岳飞集辑注》的《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一文中，[⑩]使用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１１７中所引的宋人《藏一话腴》文字，比之《豫章丛书》本，多了如下一段重要文字：“（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一作‘足’）以明其心事。”就有其原始性，成为判明《满江红》确为岳飞所写的重要证据。

搜罗史料的范围宜宽不宜窄，但事实上又不可能太宽。在古籍电脑软件问世前，如果仅为一个不大的课题，翻阅大量史料，而听任很多有用的资料从自己眼下或手中滑脱，是很不经济的。从另一方面看，在通读和浏览某部史料时，一般决不可能将其中有用的史料一网打尽，搜剔无遗。如今使用古籍电脑软件，就方便多了。尽管如此，搜罗史料，仍可采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所谓重点，是指大的研究范围，而不应是个别课题。最初个人以经济史研究为主，但看到有关政治、军事、文化等有兴趣的史料，也随手抄录。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蒙季平先生厚意，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约稿，正好抄录几条南宋初四川抗金的史料，再结合常见的史料，就较容易地写了《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若无早先顺手牵羊的史料积累，就写不成此文。现在自己有一习惯，如发现有可写的问题，就在电脑中立一文件，将自己的思考和某些史料输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特别人到老年，更容易忘却。往後偶见相关史料，有某些想法，即可再次输入此项文件。随着时日推移，积累多了，就容易写成相关论文。

一二、生长点和跳槽：陈振师兄曾与我交谈，两人一致认为，阅读宋朝的大部分史料，在某些领域和课题提供有价值的成果，这应是我们一代人宋史研究的极限。我研究辽宋金史实际上也有三十多年，应当重复本文开头的说法，自己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课题仍处于无知或知之甚少的状态。更不论随着科学的昌明，人们还会不断提出和开拓新的领域和课题。

治史之初，网不宜撒得太大，须知撒网易，收网难，什么问题都想研究，结果什么问题也研究不好。邓广铭先生告诫我们这些学生，在治史之初，要选择自己的生长点。

尽管如此，治史似不宜长久地攻其一点，不及其馀，这容易拘束自己的视野。如能适时转移阵地，甚至从事几个关系较远的课题研究，反而会触类旁通。即使看来自己的研究课题仍有深入的馀地，也可适时收兵，过若干年後，再杀回马枪，重新进行旧课题的研究，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我使用一个通俗的字眼，就是跳槽。

从一个到几个生长点开始，由点连线，由线织网，不断提高史学素养，开阔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前面说长期拘限于断代史研究，确有可能成为井底之蛙。如若长期盯住一点不挪动，岂非成了千米深井下的蛙。特别在电脑时代，即使在一个不大的研究范围内徜徉，也难以说治史有大出息。目前社会经济史门庭冷落，而唐宋变革论却香火颇旺。一些学者颇愿将自己的选题戴上唐宋变革论帽子，其实，究某些论著的内容，似不必戴此帽子。依我之见，欲谈变革论，只怕首先应从社会经济史着眼，而正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一些学者如果不从自己的研究范围跳槽，认真对唐宋社会经济史下功夫，只怕难以有真正有份量的发言权。时或听人说，对某类课题感兴趣，而对某类课题不感兴趣。依我之见，尤其要强迫自己从事不感兴趣的课题，通过研究实践，产生和增加兴趣。

一三、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研究学问，客观上存在一个由浅入深，自小到大的过程。有的人在治史之初，就企图一鸣惊人，不屑于认真研究史料，对具体课题下扎实功夫。他们为创造和构筑自己的大理论体系，宁肯天天冥思苦想。其实恩格斯早就告诫过当时的青年学者，治学不要急于自成体系。文革结束前，中国大陆史界流行的，正是不认真研读史料，不下细致研究功夫的“以论带史”和“大批判”文字。此类浅薄的通论性文字写多写久了，习惯成自然，便成了史界的空论家，误己误人。

在史学，特别是断代史领域内，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或曰宏观研究，不可能脱离个体性或部分性的研究成果，或曰微观研究的积累，平地而起的。邓广铭先生说：“如果不在一种正确的观点指引之下，而心中又无全局，这样就去进行微观的研究，则势必失之支离繁琐而无所统属；如果不在微观方面作一些踏踏实实的搜讨钻研，而好高骛远，专去从事于宏观的探讨，那等于没有坚牢精密的部件而更要拼凑为航空飞机，是不会不失败的。”[11]

严耕望先生《治史经验谈》第70页说：“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此说有一定道理，但理解也不必过于绝对化。目今历史专业的硕士生论文一般二万字，可算小题大做；博士生论文一般十万字以上，有的仍是小题大做，有的可算是大题大做。有志于治史者，最好是在硕士生阶段选择一个可在博士生阶段继续做的大题目，硕士生阶段完成其部分，而博士生阶段完成其整体。如果有长远的研究目标，即大处着眼，再一步一步扎实地做，即小处着手，最後准备出多部专著，就更好。

一四、四把钥匙和史讳：邓广铭先生当年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为治史的四把钥匙，我还是从一张批判揭发的大字报中学到的。自己的治史实践证明，此说对研究中华古史，确是金针度人。

欲准确使用史料，除考证之外，也不能不涉及不少专门的学问。譬如中国古代特别的史讳学，治史者就不可不懂。宋英宗名赵曙，为避其名讳，当时将部署和都部署之官名改为总管和都总管。後来的史官修史，，间或将宋英宗之前的部署和都部署，也改为总管和都总管，如果有史讳知识，就须在论著中，将宋英宗之前的总管和都总管的记载，一律改为部署和都部署。又如宋真宗和仁宗朝，有大臣名王曙，後世史官又间或改为王晓，若以为是两人，就错了。

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和历代官制史，一方面看，都是专门学问，有的可算是历史学的分支和辅助学科；从另一方面看，又是研究工作中几乎每日每时必然遇到的问题。不具备此类知识，就无以治史，也可说是治史的基础。当然，就各断代史而言，对上述知识之要求和难易也有颇大差异。

辽、宋、西夏、金、大理等都有自己的年号，其中如大理年号，尚须进一步专门研究，因各朝年号交叉，不时需要找历史年表核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某些年号的顺序，会逐步记忆。古史研究的时间概念，有时也须准确到日。如韩世忠黄天荡之战，历史记载说是四十八天，实际上从建炎四年三月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其中三月为二十九天，正好是四十天。我稍稍读点《道藏》，各个篇章一般都未标明是何朝何代的作品，如果不先解决各个篇章的系年问题，准确的教理和教派研究事实上就无从谈起，这是目前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关键性障碍。欲解决系年问题，无非是下细密的考证功夫。需要运用各种考证手段，例如参对《宋史•艺文志》等当时的目录书，研究各篇章中使用的史讳、名词等的时代性等。《道藏》研究特别凸现了年代学的重要性。我看过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由于没有解决上述年代学问题，加之对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等知识不足，就难以说是高质量的。

辽宋金代地名繁多，特别是小地名的查对不易。时间久了，一般某府州军在哪个路，我还是可以记得，县以下就难说了，需要不时查《宋史•地理志》之类。在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时，我原拟将宋夏统安城之战列入词目，这确是重要的战役，然而因不能确定其今地名，只能作罢。我看到了《攻?集》卷7《冯公岭》诗：“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耒半空行。”是宋时梯田生产的生动描绘。但许久才从《方舆胜览》卷9找到了冯公岭是在处州，否则又如何引证。如今使用古籍电脑软件，此类问题有不少可以容易解决。

古人写文章，常喜欢用州郡的别名，却给今人带来许多麻烦。例如婺州，别名为婺女，有的治史者还误以为是指婺州的女子。再如相州，经张政?先生引用《青箱杂记》卷8考证，是因为曹操修铜雀台之故，别名相台。如《方舆胜览》、《四库全书》本《记纂渊海》卷9至卷16记载了南宋的一些州的别名，也并不完全。湖州别名?川，《记纂渊海》卷9作“郡?苕水、??、苕州、?州、苕?”，却漏落了更常用的?川。宋理宗初，湖州潘壬、潘丙发动的拥戴济王赵?的政变，宋人往往称?川之变。欲将宋朝各州的别名整理，也是一件繁难的大工程，但会给治史者带来很大的方便。

中国古代的官制变化，大致由简趋繁，又由繁趋简，而辽与宋神宗元丰改制前的官制，同属最为繁杂的阶段。要了解宋朝官制，有两条要领：一是注意元丰前後的差别，二是不能用循名责实的方法，因为宋朝官制的最大特点，正是名实乖离。第二条也同样适用于辽的官制。如果说辽官制也有另一条要领，就是北、南官制。在我治史之初，是企图遵从邓广铭师的教导，曾特别将《宋史•职官志》与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对读，不料限于自己当时的学力，简直一无所获。从此我畏惧官制的繁难，企图回避，并且认为我研究经济史，就可以回避。回想起来，给自己教训最深者，是发表《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我引用王?叟奏，“提举（保甲）司之指挥使”一句。“指挥使”三字取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1，而《宋史》卷192《职官志》作“指使”，《文献通考》卷153作“指挥”。我以三书参对，便想当然，断定是後两书脱字。此後懂得，作为提举保甲司之属官，应为指使，指挥使是宋军营一级的长官。至此才对自己以往躲避官制，後悔不已。目前有龚延明先生的《宋代官制辞典》给人们以极大方便。尽管如此，不少细节知识还须自己逐渐弄明白。

版本目录的一个原则，当然是尽量用好的版本，不用《四库全书》本。清修《四库全书》随意篡改古文，篡改辽金元代人名，然而相当比例的宋代史料却又只能以《四库全书》作为原始版本，使用时尤宜谨慎。如《北海集》卷７《赐川陕宣抚使司张浚诏》有“金人博勒卓别添生兵”，“博勒卓”似为人名，然而参对《宋会要》兵９之１１，当作“金贼不住别添生兵”。居然将副词“不住”（不断），误改为人名。如此荒谬的篡改，不胜枚举。当然，《四库全书》本并非没有校勘价值。台湾黄宽重先生早就以《?水集》为例，指明此点，在此不必另外举例。

我亲眼看到晚年的邓广铭先生不顾自己的年龄和体力，宁肯牺牲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对学生们校点的史籍，其实可算是史学的小学生作业，亲自批阅，令人感动。此类看似繁琐，对某些青年学者似乎是乏味的工作，却是涉及版本、目录、校勘等不少方面的，不可缺少的基本训练。

应当指出，治史所需的专门知识尚多，例如古文的标点和校勘，对此我另有专文。此外如古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比较语言学等，都有重要性。各断代对各种专门知识的需求也有所侧重或不同。我对于如古文字学之类都是外行，无法在此多谈。

一五、论著的写作：历史作品当然应多样化，但治史之初，只怕是以写论文为宜。进而可以写专著、断代史、通史、专史之类。专史其实要求有贯通历朝历代的功力，真正成功的专史很少。就我所见，如前辈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周锡保先生《中国古代服饰史》，是凤毛麟角。如今一反文革前冷落状态，中国通史出了不少，但真正有质量、有特色者，似一部也没有。有的卷帙堪称惊人的庞大，其实是各断代史的许多作者撰写的大拼盘，根本缺乏相互衔接和贯通，不能融为一体，主编根本没有学力对全书作贯通式的审核和修改。在我看来，当此类空头主编，又有什么意思？但不少人却是极其热衷，以此为荣。其实，这无非显示了此类主编的无能，至少是学力不足。我常说，有本事自己写，没本事拉倒，如果确实需要与人合作，就应当是平等的合作。活了多大年纪，难道连学界这点起码的道德规范都不懂？至于某人编论文集，也完全依过去的做法，就说某人编，何必称主编。通史水平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断代史研究的深入与质量。通俗读物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十分重要，撰写此类作品，必须做到既能深入，又能浅出。然而专业治史者往往有能力深入，却无能力浅出。如果仅仅是浅入而浅出，像如今中央电视台不断捧出的一些浅薄的明星那样，也许会轰动一时，糊弄外行媒体和一般读者，实际上却是传播不少错误的历史知识和观点，并不利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论文当然是以具体问题的研究为宜，前面说过，切忌写那些浅薄的通论性文章。论文突破性之大小，应是衡量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论文的突破性，或是他人已经做过研究，可以深入，甚至大幅度深入以及矫正前人研究的失误者，或是别人尚未做过研究者。特别是宋史领域，论文的选题似比隋唐史容易。论文若无突破性，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其实是丧失发表价值，说得重一点，只能是给作者出乖露丑。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是炒冷饭，还须加点盐油之类，有的文章只能谓之蒸冷饭。但不可否认，因各种原因和需要，蒸冷饭的文章还是不断出现，这也与审稿的水平和责任心有关。断代史，特别是专著，往往不可能是有全新的突破性，必须继承，也可说是照抄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也应有相当比例必须发前人之所未发，即有部分的突破性，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创，方算是成功之作。

此外，史料的丰富和使用的准确，也应是衡量论文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尽管如今使用古籍电脑软件，要求作者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没有任何遗漏，仍是不适当的苛求。然而若是没有掌握重要的、关键性的史料，当然不能算是成功之作。

就个人的经验和习惯而言，特别是在使用电脑写作後，第一，不要等自己认为将史料搜集齐备，再进行写作，而可以边搜集史料，边写作，边修改，功效会较高和较快。任何人开始接触一个课题，不大可能将相关的问题考虑得那么周全，相关史料也不可能搜集得那么齐备。唯有通过写作，方能不断发现原先自己考虑不到的问题，方能使原先视而不见的相关史料，不至于在自己眼皮底下逃脱。当年我答应中华书局写《宋朝兵制初探》，自然对宋朝军制已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但积累的卡片仅数十张，完全不足供写书之作。我的办法是先立一简单的提纲，然後一面以通读、浏览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读书，抄卡片，一面就进行写作。一张四百字的稿纸，我只写一半，而留下约二百字的空间，准备修改和补充。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抄了一盒卡片，也写完了书稿。如今人们使用电脑写作，自然更方便得多。通过读书和写作，确是发现不少自己原先想不到的细节问题。例如“债帅”，是在读书过程中发现的，但当时已无法再回头翻阅已读过的史料。现在有了古籍电脑软件，就方便多了，可以输入“债帅”一词，以事补救。

第二，在一段时间内，同时进行两三部，甚至四五部文稿的写作，功效较好。较长时间盯住一部文稿，头脑容易疲劳，如果在一天之内，适时换一下文稿，似乎可以促进头脑兴奋。此外，也可收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之效。

我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有一本书主义，现在应当提倡多本书主义。”当年反右派时，批判作家丁玲说“一本书主义”。在电脑时代，人们治史的工作效率较前大为提高。我常对学生提议，希望他们能每隔两三年，拿出一部有份量的史学专著，这是完全可能的。

十六、外语：我们这代人的另一个弱项，是外语能力，除了像南京大学陈得芝、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等很少数人之外，外语都是不行的。下一两代治史者，外语能力肯定强于我们，但也有人怕学外语。希望以我们缺少外语能力为诫，认真掌握一种至数种外语，多多益善。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应没有外语能力。依我之见，至少应通英、日两种外语。

我们这代人的外语差，也是由时代造成的。第一，学外语必须细水长流，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年轻时，所谓统率一切的政治恰好强制我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第二，最初的要求就是偏低。大学时代，要求我们的外语水平是阅读能力。後来方知，学外语首先必须从听力着手。外语是否过关，只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否用外语进行专业对话。能用外语撰写论著，固然是更高的标准，只怕是苛求了。

１９８０年，在北京举行中美史学交流会。著名的前辈秦汉史和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趁休会期间，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这些中年人说，史学的国际交流今後势必扩大，大家应当学好外语。可惜我当时并不重视王先生的告诫，认为自己损失了十馀年时间，治宋史尚且自顾不暇，没有功夫学外语。等自己觉悟到这个问题，却是为时已晚。自己到了五十左右，外语就学不进了，过不了关。

我们学生时代，因政治原因，俄语是第一公共外语。大家最头疼的是其繁琐的语法。後来据张泽咸先生转述姜伯勤先生的体会，俄语其实比英语容易掌握。最初学日文，因为有汉字，似乎容易。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的中华古史论文，我们常说，不懂日文者，也可连懵带猜，懂一半。後来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就是要认真当一门外语学。我曾译过两篇日文论文，估量一下所花的时间，竟是写汉文论文的七倍，所以就不想再从事翻译了。其结果当然是日文水平更加退化。可惜两位原作者，特别是比我年轻约十岁的津田芳郎先生，竟都成了故人。但当时津田先生认为，我的翻译一般还是准确的。我的一个亲戚的夫人是日本女士，有一回相聚，我对他们说，依我体会，中国人学日文有两点最头疼之处。一是发音，汉字的发音一般是一字一音，而日本汉字的发音是一字多音，且完全是习惯，无任何规则可循。二是日本的外来语，由于拼音不准，加之有的语汇语义改变，连西方人学日语也觉头疼。那位日本女士以为我说得对。

我见到美国人强化中文训练的情况，将一群学生集中住宿营，要求彼此不能说一句英语，成天说汉语，值得我们效法。一些研究生可以自行组织起来，依此办法强化外语训练。

不同民族的语言障碍是很大的。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一位美国汉学家翻译我的文字，将“全国”译成“the Country of Quan”。换成中国人，绝对不会将“全”字理解为国名。二是一位日本学中文的青年为我翻译，问我文中的“开门见山”是何意思。弄得我支支吾吾，一时竟说不清楚。记得有一回，我和美国朋友、杰出的宋史专家田浩（Hoyt Tillman），与一位研究生谈话，我说，自己治史容易犯错误。如果回顾自己作品中已知的错误，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对史料研读得不仔细，这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二是由于自己知识面和学力不足，这在当时就难免了。田浩说，西方人治中国史，还须加一条因素，就是翻译可能出错误。田浩先生作为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此说可谓深中治史的三昧，涉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

中国人治中国古史，固然也有古今的语言障碍，但毕竟比外国人小。然而外国人治中国史确有他们的长处。依我的体会，如西方人善于将西方史与中国史作有深度的对比，这与中国一些提倡比较史学者，不可同日而语。总的说来，与外国学者相处，理应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以人之长，攻己之短。当然，对他们的某些史论、论证和方法也还是用得着前面一句话，择善而从。

以上谈了十六条，全无系统，故谓之杂谈。在浮躁的学风，各种学术腐败方兴未艾之际，什么大师、大家之类桂冠满天飞，人以得之为荣。至少我并不觉得有何荣耀。十多年前，我撰文强调上世纪後五十年间，中国大陆其实并未出过一位学术大师。漆侠先生表示同意。我还提出了学术大师的标准是否可以有两条：第一，其学问确实在同时的众人之上，而为众所公认；第二，他能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说但愿在下一世纪，中国史学和宋史界能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出现名符其实的学术大师。至于所谓大家，我也说不清有什么标准，只是公开表示自己不必谬充大家。

陈寅恪先生是上世纪前半叶无可争议的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当然是史学界中唯一兼写文学作品的大才子。但他相当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政治，就博览群书而论，自然与陈寅恪先生有相当的差距。郭沫若先生治史主要是先秦史，依他的才气和根基，对秦以後的各代史也有所涉猎。有的逢迎权势之作，写得相当糟糕。虽然竭尽了奴颜婢膝之能事，却照样被权势侮弄于股掌之中，这是他令人惋叹的悲剧。依我之见，就不必戴什么史学大师的头衔。我的老师张政?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下一代，他自年轻时，人称小王国维。且不说我们对他学问的衷心敬慕，即使是一些与他同时的优秀学者，也承认他的学问在自己之上。如与陈寅恪先生相比较，就博览群书而论，治史不分断代而言，只怕是难分轩轾。但张政?先生没有外语能力，而就考古、古文字学等而论，又胜过陈寅恪先生。不能说张政?先生开创方向性的正确的学术新路，所以也不必尊他为史学大师。我对有的同行说，我们衷心敬慕张政?师，但评论他的学问，不应说过头话，这其实不是尊敬老师，那位先生表示同意。当然，张政?先生没能将自己的大部分学问付梓，这不仅是他的最大损失和遗憾，也是史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任何高明的学问家，总有自己的弱项和缺点，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总会不断开发其未能深入或涉足的课题。本着尊师重道的传统和精神，对前辈优秀学者应当非常尊敬，但也不宜偶像化和神化。

当今的学术腐败可谓五光十色，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风等，不一而足，愈演愈烈。有位编辑问我，怎么愈反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反而愈加厉害。我说，根源是在等级授职制。马克思主义批判等级授职制，力主直接选举制，但我们一些自命为是马克思的徒子徒孙者，却是坚决捍卫等级授职制，坚决反对直接选举制，其实还是阶级利益在作怪。特别是近二十年间，教科文机构衙门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如今甚至有人感叹中小学校长也有官僚化的倾向。欲从根本上遏制教科文机构领导的官僚化、学阀化、奴才化、市侩化、骗子化等倾向，从根本上扼制教科文机构的人事腐败和学术腐败，说来也简单，无非是两条。一是各单位用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建立各单位负责人的任期制，各单位人员对负责人的监督制、弹劾制和罢免制。二是大力精简不通业务的行政人员和机构，裁削其权力。这又涉及到等级授职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必然反对。但若不为此，中国的教科文单位也决不可能实现公正和公平，决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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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③] 《全唐文》卷518《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後序》。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⑤] 《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载《漆侠全集》第10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⑦] 《顾颉刚选集》第５１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⑧] 载《漆侠全集》第7卷第438页。

[⑨]《关于宋史研究》，载《漆侠全集》第8卷第290页。

[⑩]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文章见此书第４８９页。

[11]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邓广铭全集》第7卷第70—71页。